呜呜祖拉,产销过程探秘

呜呜祖拉,产销过程探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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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现在每天仍然能卖出2万多个呜呜祖拉,厂房的地点、规模、设备都没有变化,20多个工人也没有增加,但作为总经理的邬奕君,这个两年前设计出此款喇叭的玩具商,其生活、思想和对未来的计划,已经因为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,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从6月11日在开幕式上的惊艳亮相开始,中国制造的“呜呜祖拉”便成了2010南非世界杯场内外喋喋不休争论的焦点。这个在近期被疯狂抢购的玩具,如何通过中国制造工人的手打造出来,再由经销商卖到南非去呢?以下请随中外玩具礼品网编辑精选的图片,一起对呜呜祖拉的生产销售过程进行探秘。

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,“中国制造”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。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,更不在中国企业手中。
“呜呜祖拉”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商业神话:中国玩具商根据非洲土著用于驱赶狒狒的乐器仿制的塑料喇叭,尽管饱受抨击和埋怨,却已经成为南非世界杯的象征,比赛期间在世界各地以平均每两秒钟一个的速度售出。

2010年7月2日,浙江宁海县,几个女工正在把呜呜祖拉进行磨皮处理,使呜呜祖拉手感更加平滑

6月11日,呜呜祖拉在世界杯开幕式上惊艳亮相

中国制造的呜呜祖拉

据相关统计,世界杯赛场的“呜呜祖拉”,近90%来自中国,其中大部分来自浙江和广东,主要通过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网站和义乌小商品市场接单。阿里巴巴上有近30家企业销售,淘宝网上有数百家。义乌小商品城内则有50多个摊位批发、零售呜呜祖拉。
自本次世界杯开赛以来,一个叫“呜呜祖拉”的助威喇叭名声大噪,而随着对该喇叭的关注,自称“南非世界杯正宗呜呜祖拉生产商”的浙江宁海西店盈吉塑料文具厂总经理邬奕君也被暴露在媒体的“狂轰滥炸”下。全球40多家媒体在将宁海、将邬奕君介绍给全世界的同时,也给这个江南的小制造作坊、这个朴实勤奋的宁海人邬奕君,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信息和新视角。虽然现在每天仍然能卖出2万多个呜呜祖拉,厂房的地点、规模、设备都没有变化,20多个工人也没有增加,但作为总经理的邬奕君,这个两年前设计出此款喇叭的玩具商,其生活、思想和对未来的计划,已经因为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,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来自云南的王科春在浙江宁海县一家塑料玩具厂加紧制造“呜呜祖拉”,他可以从他生产的每只呜呜祖拉身上赚取一美分。

据统计,中国出口的“呜呜祖拉”产值在2000万美元左右,利润仅为5%。尽管在本届世界杯上,“中国制造”的“呜呜祖拉”被认为上演了一出商业神话,但是中国的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分得的蛋糕却少得可怜。
生产的人不赚钱赚钱的人不生产
“流通环节的利润是制造环节的几百倍,”宁海县西店镇一位分管工业的干部说,“生产的人不赚钱,赚钱的人不生产,这就是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面临的现实。”
“一个喇叭生产出来,工人赚一毛,我当老板的赚一毛,我们都是一毛钱利润,”邬奕君说。
不过,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追踪下去发现,即使是在流通环节,中国人也没赚到钱。“在流通环节,基本上也是一毛钱理论,”义乌一位外贸商说,“外贸公司赚一毛钱,货代总成本一毛五分钱,那五十几倍的利润,其实都被外国人赚走了。”
据了解,加上各种成本,“呜呜祖拉”到达南非的到岸价约为4元,批发价一般在5-6元,但是小喇叭的零售价却高得吓人:一个“呜呜祖拉”在世界杯官方卖120兰特(约合107元人民币),有防伪标签外加球队的颜色;超市卖每个80元兰特(约合71元人民币),赠送两个小哨子;球场外面小贩卖得最便宜,是每个50兰特,相当于45元。
占据着利润链最为微薄的底端
“看到电视上我的‘呜呜祖拉’到处都是,我有点得意,但也很伤心,”邬奕君认为,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,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。“那就是赚一百万元,不是十万了。”
究其原因,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,“中国制造”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。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,更不在中国企业手中。
“看到电视上我的‘呜呜祖拉’到处都是,我有点得意,但也很伤心,”邬奕君说,“如果能够给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会申请外形专利、注册商标,或许能赚得更多一点。”邬奕君认为,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,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。“那就是赚一百万元,不是十万了。”
“人民币升值幅度在2%以内我还能接受,5%的话就没利润了,”邬奕君说。“现在塑料制品出口退税是11%,听说明年退税也取消了,外商订货时把中国的退税都算在我们的利润里的,如果退税没有,要么中国产品集体涨价,如果涨不上去,那就只有关门不干。”
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
浙江省委副秘书长、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,企业关门,工人就失业,受伤害最重的还是工人。但是这种低附加值的企业存在,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。
“全世界在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的同时,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除了微薄的加工利润以外,环境代价、农民工的情感代价、农民工下一代付出的代价,都没有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中,”经济学家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。
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认为,“呜呜祖拉”虽然是靠中国制造企业的灵感走红世界杯的,但还算不上中国“智造”,所以最终中国企业仍然无法掌握国际定价权。“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市场开发不成规模、不成系统,缺乏市场调研和市场预见力,最终缺乏核心竞争力。”
“‘呜呜祖拉’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制造的潜力,也给正在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制造上了生动的一课,因为传统制造业惯性之下,转型升级面临着巨大的阻力,”罗卫东说,“告别低成本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煎熬,将是长时间的。”

6平方米总经办至今没装空调
由于自6月中旬以来频繁接待国内外媒体,邬奕君对工厂的生产进度几乎无暇顾及,有些客户开始埋怨邬奕君的手机整天占线,却多数是在接待媒体。但当早报记者7月1日晚9点在杭州机场见到刚从北京回来的邬奕君,他还是满脸的热情。
在回宁海的路上,记者从邬奕君的话中感觉到,他很想生活恢复些平静,生产能走向正轨:“呜呜祖拉这阵风刮过之后,以后的路还要踏实地走下去,以前的经验教训要吸取,要申请专利,要安下心来好好设计些新东西。”
7月2日,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的当天,邬奕君早早地坐在了他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37摄氏度的室外高温让这个小房间湿热难忍,邬奕君趁着回复一早就有好几封的邮件,阿里巴巴、QQ上询价的客户的空当,在桌上散落的白纸上画着些奇奇怪怪的图案,却对满头的汗珠不予理睬。“条件是艰苦点,但是刚开始,一切都慢慢来吧!”从这样的话里,很难想象这样被自己描述为“家庭小作坊”的老板,曾经是远近闻名、开着大奔,拥有4000平方米厂房的成功人士。这个消息,是从拍了邬奕君几天的一位上海纪录片导演口中得知的,邬奕君本人却并不想再提及,“生意人,这些起伏都正常。”早上9点,邬奕君处理完两个邮件订单后,拿起桌上那些草图说:“这些东西形成想法,要花很多时间,开出模具,做成成品,更有一笔资金投入,但等做出来后,其他企业马上抄去,再压低些出厂价,我这里辛辛苦苦付出的精力和财力,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,要突破的想法就很受打击。扩大规模真的不是问题,问题是没有专利,这种技术含量低的东西,没有核心竞争力,很难维持下去。”这些天,媒体的报道加深了各领域专家们对邬奕君这个小厂的兴趣,媒体的几次头脑风暴都将邬奕君的案例摆出来,讨论小企业的竞争力、讨论中国制造的出路、讨论人民币升值后小企业是去是留等等。这许多的信息和想法,或许邬奕君还不能全部消化,但他本人思考最多的,仍然是厂子以后的出路。
据了解,邬奕君已接下十六届亚运会赞助商的一些订单,他也在加紧设计开发更多新的产品,那些摊在邬奕君办公室里奇怪形状的图,就是他准备下一步推出的助威产品的初稿。“国内也是很大的市场,中超、亚运会都还有机会,我喜欢不停地想出些新的东西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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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呜呜祖拉简介
呜呜祖拉是南非足球迷用于助威的大喇叭,最早起源于用非洲羚羊的角制成的一种用来驱赶狒狒的发声工具,在球场上表示加油、呐喊、庆祝。“呜呜祖拉”可以发出超过一百分贝的噪音,有可能导致永久性听觉丧失,球迷们需戴耳塞看球。世界各国观众和世界杯足球赛各参赛队员对“呜呜祖拉”的声音既有喜欢的,也有讨厌的。南非世界杯的主办机构负责人说,这是南非的文化的一部分,来宾们既然前来南非,应该接受南非的文化,也应该接受南非人民表达欢庆的方式。

“呜呜祖拉”的中国“爸爸”有点沮丧 “加班加点大半年,也就赚上10万块”
对于铺天盖地的订单,自称设计出“呜呜祖拉”的球迷老板邬奕君却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,只好将订单分散到广东汕头规模更大的玩具厂。模仿起来很容易,开模具十天就够。很快中国的许多工厂都加足马力生产呜呜祖拉。
源自非洲土著乐器,但产自中国的“呜呜祖拉”制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商业神话,不过,“中国制造”自身的某些局限,令男足失利的中国同样没能成为这届世界杯商业上真正的赢家。
浙江宁海西店吉盈塑料文具厂的老板邬奕君是一个球迷,本届世界杯他支持阿根廷队,他的工厂生产各种球迷助威用品。他向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出示了他2001年的设计图纸,自称是本届世界杯呜呜祖拉“商业化之父”。
他在2001年时上网看到一幅黑人载歌载舞的非洲漫画,从黑人手上拿着的竹制喇叭获得灵感,绘制了图纸,花了七天时间做好模具,不过这款产品拿到广交会和文具展上并没有什么人问津。
2006年德国世界杯,这款喇叭卖掉了三十几万个。南非申办成功的时候,邬奕君觉得这是一个机会,他把他的这款产品放到网上,也带到广交会上,不过,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。
直到去年8月份,一个非洲商人通过阿里巴巴网商平台找到了他,谈妥3块钱人民币一个,先定1000个试销。
“那应该是卖到世界杯上的第一批塑料呜呜祖拉,也是我唯一有利润可言的一笔订单,”邬奕君说。
2010年1月,订单爆炸般增长。到4月为止,他的工厂生产了100万只呜呜祖拉,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上使用的20万只可口可乐形状喇叭也是他生产的。
工厂的调色工邬松良是本地人,他每天会看世界杯的前两场球赛。“只要有球队出线,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。”
荷兰队提前出线,邬松良马上接到任务,调制橙色。25000只橙色呜呜祖拉要在一周后空运到南非。
至于呜呜祖拉的噪音,邬奕君表示很无奈。“设计的时候只是看中管子细长,声音响亮,符合球场气氛。没有想到八万人齐吹的时候,这种声音这么令人讨厌。”
“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低噪音的呜呜祖拉,在里面加了一个哨子,不过卖不出去,”邬说,“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声音,但又都想买正宗的。”
来自云南的何宗俊在这家注塑厂上夜班,晚上七点上班,早上七点下班。他一天可以生产1000多只呜呜祖拉,平均一分钟两只。同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上千次。每只呜呜祖拉他拿一美分。虽然生产了成千上万个,但他并不知道这种东西是派什么用场的。“我不看足球,下了班我就睡觉。”
一只长度为60里米的呜呜祖拉在中国的出厂价是0.3美元,人民币2块钱左右。来自南非的贸易商告诉邬奕君,这款让人头痛的噪音喇叭在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遭遇抢购,售价高达60南非兰特(54元人民币)。
对于铺天盖地的订单,邬奕君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,订单分散到广东汕头规模更大的玩具厂。模仿起来很容易,开模具十天就够。很快中国的许多工厂都加足马力生产呜呜祖拉。
“厂家一多,贸易商就开始压价,最后中国这个产品的离岸价基本上就是0.3美元,”邬奕君说。
“每只呜呜祖拉我赚一毛钱,工人赚一毛钱,”邬奕君说,“加班加点了大半年,等到退税退下来,我也就赚上10万块人民币。”邬奕君在算完账以后,有点沮丧。“每天忙到晚上一点,根本没时间看球。估计所有生产呜呜祖拉的厂家都是如此。”

工商部门全力支持注册商标
10点多,宁海县工商局突然造访,表明此来之意是要邬奕君尽快办理呜呜祖拉的商标注册,政府将大力支持,在各个环节上为邬奕君大开绿灯。“邬奕君现在注册商标,已经晚了,一个商标注册一般需要两年时间,如果可以早些注册,他的呜呜祖拉会比现在更有竞争力,利润更高,”工商局陈科长对早报记者说,“所以我们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引导,要这样的企业能够朝更光明的方向发展,越做越大。这当然对我们整个宁海的小企业也是一个好的示范。”
之前只管质量和工期,不管销售和有无品牌的邬奕君,终于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呜呜祖拉了,刚送走县工商局一行人的邬奕君,一脸掩饰不住的激动:“走走,这就去广告公司设计商标。”早报记者随同邬奕君一起,来到了宁海县城的一家广告公司,在与广告公司沟通商标创意的过程中,邬奕君还不时让早报记者也帮着参与设计:“你们点子多,帮我想想用哪个字吧。”半小时后,这家广告公司承诺在四天之内拿出几套备选的方案来。“有了图案和名称,就可以马上申请注册商标啦。”邬奕君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,“以前的经验教训要吸取,政府能支持真的太高兴了,下周就要去搞定这件事情。”
上海客户订下南非最后一单 称不看好国内市场
据邬奕君介绍,自世界杯开赛以来,他已向上海的客户卖出两万多支呜呜祖拉,这其中大部分是淘宝的卖家。
从广告公司出来已经是正午时分,回去的路上与记者闲聊的十几分钟内,邬奕君不停地被客户的询价电话打断,其中正有个来自上海的客户,向邬奕君订了笔大单。“上海的客户都是自己人嘛,放心吧。”邬奕君对电话那头的客户说。记者随后致电这名自称是上海某外贸公司的朱女士,据朱女士介绍,她向邬奕君订购的这笔单子,也是要运往南非的,“世界杯已经快结束了,海运来不及了,所以我们这笔货是空运的,也是最后一笔订单了。”
“邬奕君的呜呜祖拉已有了这么多的媒体报道,我们当然首选与他合作。”第一次与邬奕君合作的朱女士,用“十分爽气”来形容他。不过,对于这款喇叭在国内的命运,朱女士却并不看好,“中国人比老外表达感情的方式内敛许多,加上呜呜祖拉本来又难吹又难听,世界杯结束后,这款喇叭在国内的生命也就结束了。不管是亚运会还是中超,都不会像南非世界杯这样,这么火的。”做外贸的朱女士同时不看好的,还有类似邬奕君这类小型制造业的出路。她表示,作为与小型制造业同在一条生存链上的外贸商,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处境。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,没有高技术含量,没有政府相关政策的创造更良性的竞争环境,有的只有不断被压低的劳动力成本。“这个尴尬,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避免。”她说。
记者临走前,邬奕君又准备接待杭州电视台,邬奕君坦承,除了媒体的广告效应,邬奕君更想借助媒体的力量,改变一些小企业仍在面临的困境、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,因为只有这样,企业的生命力才能持久。
从一张漫画起步
“2001年,我在漫画里看到1个跳舞的非洲人,手里拿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,下面有‘一种木质喇叭,非洲人用来驱赶狒狒’的说明。当时就想,能不能做这样的塑料喇叭?”邬奕君告诉记者。邬奕君年轻时就跟塑料产业打交道——即便19岁那年做模具时被机器夹断了左手手指,以至于现在见外人时常常将左手藏在口袋里——他也没有离开塑料业。
看到漫画7天后,邬奕君做出了几十个“长喇叭”,送到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——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售,但情况不尽如人意。2005年,邬奕君想到也许能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碰碰运气,又将“长喇叭”连同其他几种喇叭样品拿到当年的广交会上展出,但“长喇叭”无人问津,倒是其他几种喇叭拿到了订单。几次遇冷,邬奕君一度失去信心,“长喇叭”连同生产模具被他堆到厂房角落。直到2009年,邬奕君决定加入阿里巴巴,上传了“三音喇叭”、“横喇叭”和“酒瓶喇叭”等样品照片,“长喇叭”被邬奕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放了上去。正是因为那一次尝试,邬奕君的家庭作坊一下子走向了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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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宁海县一家塑料玩具厂的工人在加紧制造“呜呜祖拉”,这些工人每月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。

世界杯后盘点:相关产品90%“中国制造”
义乌商人已在瞄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
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,但是无论是江西产的普天同庆足球,还是浙江出的“呜呜祖拉”,形形色色的世界杯相关产品几乎90%来自中国。
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,从今年年初开始,国旗、假发、足球、喇叭、墨镜、望远镜等产品就持续热销。
经营假发的商人杨邦印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今年前5个月,他的假发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三分之一,主要的产品就是球迷佩戴的假发。
假发通常在寒冷的冬季旺销,但是球迷假发则是例外,他们愿意戴上与国旗色彩相符的假发,在炎炎夏日下表达激情。“世界杯让球迷都疯狂了,他们才不怕热呢。”杨邦印说。
杨邦达是阿根廷队的忠实球迷,而他的产品就主要销往阿根廷、巴西等南美国家,最大的一笔订单就订了37万套。“现在阿根廷的生意做好了,我要为阿根廷队加油!”
义乌市场上有170多万种小商品,被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誉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。而前几届世界杯也在当地掀起了销售热潮。
据义乌海关统计,受南非世界杯带动,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,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%。而4月和5月,每月都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体育用品出口。
“2006年德国世界杯,我的生意也相当好,但生意更好的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,因为离中国近,所以销量成倍增长。”杨邦印回忆说。
李笑梅在义乌市场经营国旗。从去年9月起,世界杯参赛国的国旗订单纷至沓来。如今,在商铺里还挂着大大小小的国旗样品。“今年上半年,我们光做世界杯生意都忙不过来,连世博会都没有顾上。”
“像巴西、南非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葡萄牙,这些国家或者是足球强国,或者是东道主,国旗订单都很大。我一个货柜里就装了40万面小国旗,是球迷插在汽车上用的。”
尽管不是球迷,但是李笑梅同样关心世界杯赛事。“等八强赛、四强赛和冠亚军决赛的时候,可能会有客商需要追加订单。现在就已经有意大利客商打电话来,要我至少准备5千面的产品。”
不过,李笑梅对追加订单比较谨慎。“如果他们的国家队没有出线,国旗就都积压在仓库里了,所以还是等结果出来再说。”
经营球类的杨梅丽也在今年春天迎来了销售旺季。“以往都是篮球卖得好,但是现在世界杯让足球好卖了,像南非、巴基斯坦还有中东国家的客商在‘五一’节前,就把货订满。”
每年有20多万外国采购商访问义乌,目前已经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3千多名外商定居当地,开办了2700多家采购代表处。在这支采购大军的推动下,义乌去年向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小商品,可以装进50多万个标准集装箱。同样通过这张销售网络,义乌的世界杯商品走向了全世界。
“中国的产品价格公道,质量也很可靠。而在义乌,我可以找到需要采购的所有商品。”几内亚商人第欧巴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他的主要市场是西非国家,“这次有4支西非球队在南非比赛,也让我做了大生意。特别是中国生产的喇叭和足球,非洲球迷很喜欢。”
“很遗憾,我们的国家队第一场比赛没有战胜南非,但是还有出线希望。”墨西哥商人亨利告诉记者,他采购了大量的球帽、喇叭和彩带。
针对侵权南非世界杯的出口产品,中国的海关部门也进行了查处。义乌海关知识产权科科长骆旭红告诉记者,今年他们已经累计查获了17起侵权南非世界杯的案件,共有近11.7万件侵权产品。“我们就像是在给世界杯当守门员,绝大部分的侵权产品都会被查获。”
而义乌的商人们已在瞄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。李笑梅告诉记者,已经有巴西商人到她的店铺里看了样品。而杨梅丽则希望中国队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,让她的足球生意可以更红火。
“因为有姚明、有NBA,现在国内的男孩子喜欢篮球的多,内销市场上篮球好卖,”杨梅丽说,“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踢进了一个球,所以那时的足球生意也一般。如果他们能打进下一届世界杯,进更多的球,也出一两个球星,我的足球就会更好卖了。”

虽然现在每天仍然能卖出2万多个呜呜祖拉,厂房的地点、规模、设备都没有变化,20多个工人也没有增加,但作为总经理的邬奕君,这个两年前设计出此款喇叭的玩具商,其生活、思想和对未来的计划,已经因为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,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6月23日,浙江宁海县吉赢塑料制品厂的一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“呜呜祖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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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制造”何日成为“中国智造”
尽管饱受抨击和埋怨,但毫无疑问,“呜呜祖拉”已成为本届南非世界杯的某种象征,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。
当全世界都认为男足失利的中国成了世界杯商业上的赢家时,“呜呜祖拉”的中国制造厂家却沮丧不已:一个60厘米长的塑料喇叭在南非世界杯赛场的售价是60兰特,在欧洲和美洲的售价大体也在7、8美元,但制造商的离岸价仅为0.3美元。
在世界杯赛场上吹出最强音的“呜呜祖拉”给了中国制造信心,但更多的是教训。在100度高温的注塑机旁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,每生产一个“呜呜祖拉”,只获得一美分。制造商的利润也同样可怜,每个“呜呜祖拉”只赚一点五美分。
“呜呜祖拉”在世界杯上赢了市场却输了利润,其实是中国制造历来积弊的一个缩影。中国人赚小钱,外国人赚大钱,不仅“呜呜祖拉”如此,世界杯赛场上的假发、眼镜、荧光棒同样如此,中国每年出口的服装、电器、日用品也大抵如此。
中国人开发、中国人制造的“呜呜祖拉”,中国自己仍然没有定价权,让我们看到了要想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转型,我们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还太多太多。
第一个从土著乐器中获得灵感并把喇叭生产出来,推销到世界杯上的这家宁波企业,自始至终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,拿着设计图纸却没想到申请专利。直到世界杯开幕式上看到自己研制的喇叭一鸣惊人天下闻时,生产厂家已经遍地开花,这才发现到这笔生意是做亏了而不是赚了。
呜呜祖拉那127分贝的噪声,对于中国制造而言,是另一种警音。

据相关统计,世界杯赛场的“呜呜祖拉”,近90%来自中国,其中大部分来自浙江和广东,主要通过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网站和义乌小商品市场接单。阿里巴巴上有近30家企业销售,淘宝网上有数百家。义乌小商品城内则有50多个摊位批发、零售呜呜祖拉。
自本次世界杯开赛以来,一个叫“呜呜祖拉”的助威喇叭名声大噪,而随着对该喇叭的关注,自称“南非世界杯正宗呜呜祖拉生产商”的浙江宁海西店盈吉塑料文具厂总经理邬奕君也被暴露在媒体的“狂轰滥炸”下。全球40多家媒体在将宁海、将邬奕君介绍给全世界的同时,也给这个江南的小制造作坊、这个朴实勤奋的宁海人邬奕君,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信息和新视角。虽然现在每天仍然能卖出2万多个呜呜祖拉,厂房的地点、规模、设备都没有变化,20多个工人也没有增加,但作为总经理的邬奕君,这个两年前设计出此款喇叭的玩具商,其生活、思想和对未来的计划,已经因为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,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南非,呜呜祖啦进口商正在封装来自中国的小喇叭。 1 2 4 5 6 7 8 9 14 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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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自6月中旬以来频繁接待国内外媒体,邬奕君对工厂的生产进度几乎无暇顾及,有些客户开始埋怨邬奕君的手机整天占线,却多数是在接待媒体。但当早报记者7月1日晚9点在杭州机场见到刚从北京回来的邬奕君,他还是满脸的热情。
在回宁海的路上,记者从邬奕君的话中感觉到,他很想生活恢复些平静,生产能走向正轨:“呜呜祖拉这阵风刮过之后,以后的路还要踏实地走下去,以前的经验教训要吸取,要申请专利,要安下心来好好设计些新东西。”
7月2日,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的当天,邬奕君早早地坐在了他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没有电扇,没有空调,37摄氏度的室外高温让这个小房间湿热难忍,邬奕君趁着回复一早就有好几封的邮件,阿里巴巴、QQ上询价的客户的空当,在桌上散落的白纸上画着些奇奇怪怪的图案,却对满头的汗珠不予理睬。“条件是艰苦点,但是刚开始,一切都慢慢来吧!”从这样的话里,很难想象这样被自己描述为“家庭小作坊”的老板,曾经是远近闻名、开着大奔,拥有4000平方米厂房的成功人士。这个消息,是从拍了邬奕君几天的一位上海纪录片导演口中得知的,邬奕君本人却并不想再提及,“生意人,这些起伏都正常。”早上9点,邬奕君处理完两个邮件订单后,拿起桌上那些草图说:“这些东西形成想法,要花很多时间,开出模具,做成成品,更有一笔资金投入,但等做出来后,其他企业马上抄去,再压低些出厂价,我这里辛辛苦苦付出的精力和财力,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,要突破的想法就很受打击。扩大规模真的不是问题,问题是没有专利,这种技术含量低的东西,没有核心竞争力,很难维持下去。”这些天,媒体的报道加深了各领域专家们对邬奕君这个小厂的兴趣,媒体的几次头脑风暴都将邬奕君的案例摆出来,讨论小企业的竞争力、讨论中国制造的出路、讨论人民币升值后小企业是去是留等等。这许多的信息和想法,或许邬奕君还不能全部消化,但他本人思考最多的,仍然是厂子以后的出路。
据了解,邬奕君已接下十六届亚运会赞助商的一些订单,他也在加紧设计开发更多新的产品,那些摊在邬奕君办公室里奇怪形状的图,就是他准备下一步推出的助威产品的初稿。“国内也是很大的市场,中超、亚运会都还有机会,我喜欢不停地想出些新的东西来。”

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一位经营户正在吹响“呜呜祖拉”。 1 2 3 5 6 7 8 9 14 15

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,“中国制造”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。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,更不在中国企业手中。
“呜呜祖拉”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商业神话:中国玩具商根据非洲土著用于驱赶狒狒的乐器仿制的塑料喇叭,尽管饱受抨击和埋怨,却已经成为南非世界杯的象征,比赛期间在世界各地以平均每两秒钟一个的速度售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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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位孩子正在浙江宁海县的一家庭工厂内吹响“呜呜祖拉”,他们的母亲正在后面加紧生产“呜呜祖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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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制造的呜呜祖拉

透过呜呜祖拉的喇叭口,浙江宁海一家生产呜呜祖拉的老板邬奕君说,一只长度60厘米的呜呜祖拉中国的出厂价为人民币2元左右,但在南非的销售价高达54元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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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统计,中国出口的“呜呜祖拉”产值在2000万美元左右,利润仅为5%。尽管在本届世界杯上,“中国制造”的“呜呜祖拉”被认为上演了一出商业神话,但是中国的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分得的蛋糕却少得可怜。
生产的人不赚钱赚钱的人不生产
“流通环节的利润是制造环节的几百倍,”宁海县西店镇一位分管工业的干部说,“生产的人不赚钱,赚钱的人不生产,这就是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面临的现实。”
“一个喇叭生产出来,工人赚一毛,我当老板的赚一毛,我们都是一毛钱利润,”邬奕君说。
不过,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追踪下去发现,即使是在流通环节,中国人也没赚到钱。“在流通环节,基本上也是一毛钱理论,”义乌一位外贸商说,“外贸公司赚一毛钱,货代总成本一毛五分钱,那五十几倍的利润,其实都被外国人赚走了。”
据了解,加上各种成本,“呜呜祖拉”到达南非的到岸价约为4元,批发价一般在5-6元,但是小喇叭的零售价却高得吓人:一个“呜呜祖拉”在世界杯官方卖120兰特(约合107元人民币),有防伪标签外加球队的颜色;超市卖每个80元兰特(约合71元人民币),赠送两个小哨子;球场外面小贩卖得最便宜,是每个50兰特,相当于45元。
占据着利润链最为微薄的底端
“看到电视上我的‘呜呜祖拉’到处都是,我有点得意,但也很伤心,”邬奕君认为,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,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。“那就是赚一百万元,不是十万了。”
究其原因,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,“中国制造”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。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,更不在中国企业手中。
“看到电视上我的‘呜呜祖拉’到处都是,我有点得意,但也很伤心,”邬奕君说,“如果能够给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会申请外形专利、注册商标,或许能赚得更多一点。”邬奕君认为,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,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。“那就是赚一百万元,不是十万了。”
“人民币升值幅度在2%以内我还能接受,5%的话就没利润了,”邬奕君说。“现在塑料制品出口退税是11%,听说明年退税也取消了,外商订货时把中国的退税都算在我们的利润里的,如果退税没有,要么中国产品集体涨价,如果涨不上去,那就只有关门不干。”
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
浙江省委副秘书长、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,企业关门,工人就失业,受伤害最重的还是工人。但是这种低附加值的企业存在,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。
“全世界在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的同时,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除了微薄的加工利润以外,环境代价、农民工的情感代价、农民工下一代付出的代价,都没有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中,”经济学家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。
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认为,“呜呜祖拉”虽然是靠中国制造企业的灵感走红世界杯的,但还算不上中国“智造”,所以最终中国企业仍然无法掌握国际定价权。“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市场开发不成规模、不成系统,缺乏市场调研和市场预见力,最终缺乏核心竞争力。”
“‘呜呜祖拉’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制造的潜力,也给正在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制造上了生动的一课,因为传统制造业惯性之下,转型升级面临着巨大的阻力,”罗卫东说,“告别低成本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煎熬,将是长时间的。”

浙江省宁海县的一家工厂正在加紧生产“呜呜祖拉”,并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往世界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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